8月11日0-24時，全省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5例（深圳1例，湛江12例，茂名2例）；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14例（湛江14例）；另有7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病例（廣州1例，湛江6例）。全省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2例（廣州9例，深圳1例，珠海1例，中山1例）；新增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9例（廣州3例，深圳2例，佛山2例，東莞1例，江門1例）；另有7例境外輸入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病例（廣州6例，深圳1例）。

174578679428461　　識別、懲治“台獨”頑固分子一直是反“獨”促統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正在不斷推進。中央台辦發言人稱，將禁止被列入“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的人員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製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還特別強調“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給“台獨”頑固分子拉清單並予以製裁是必須的，是建立“反獨”的可信威懾；同時也是豎起曆史恥辱柱，名列其中的民族敗類將遭到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的唾棄。

　　人社部網站8月16日發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加強行政司法聯動保障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的通知》，其中明確，嚴格禁止歧視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依據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不得歧視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用人單位和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應當遵守相關法律規定，不得以曾經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陽性等為由，拒絕招（聘）用新冠肺炎康複者等勞動者；不得發布含有歧視性內容的招聘信息；除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得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有關規定，擅自非法查詢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

　　但她偶爾說出的普通話和身上精心搭配的毛呢套裙、高跟鞋，也在向來人暗示著她的身份——她無疑是廣平縣乃至邯鄲市最有名的人之一：2009年劉貴芳因向公公學醫、服務鄉鄰、照顧癱瘓後的公公等事跡，當選當年的“全國優秀鄉村醫生”；2013年，她又在中央電視台“尋找最美鄉村醫生”活動中進入最終名單；2017年，她被評為第六屆“全國道德模範”……2020年，河北省省衛生計生委主任張紹廉批示：要在全省衛生計生係統開展向劉貴芳學習活動。

　　高風險區應采取物理硬隔離，並設置明顯標識，嚴格落實“足不出戶、上門服務”的封控措施。中風險區要配備足夠人力，對出入口實行24小時值守，嚴格落實“人不出區、錯峰取物”的管控措施。低風險區居民禁止出門逛街、在公共場所逗留聚集，快遞、外賣人員等保供人員實行無接觸配送，切實減少人員流動，降低疫情傳播風險。全市臨時性靜默期間，要加強巡查檢查，全體居民非必要不出戶、不出村、不外出。加強對參加疫情防控和應急保供有關工作人員、誌願者、快遞小哥、物流商超配送人員的管理，嚴格執行防疫規定，切斷社會麵人員流動傳播途徑。除市政服務、物資保障、緊急救助、應急救援等車輛外，無通行證車輛一律不得上路行駛。

　　借著佩洛西前腳竄台的風向，立陶宛也緊跟其步伐，粗暴幹涉中國內政。作為一個歐洲小國，立陶宛一直以來依賴美國的庇護，因此，其在台灣問題上長期被西方社會綁架。事實上，有分析指出，美國正希望立陶宛竄訪，從而挑起中國與歐盟的對立，進一步升級台海局勢。然而歐盟各國都與中國有著深淺不一的關係，並不會真的蹚這趟渾水。此前傳出立陶宛曾邀請歐盟其他國家代表團共同竄訪，但國際上大部分國家深諳台海局勢的唯一正解，那就是國際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

　　蘇樹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廉潔紀律、工作紀律，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他還涉嫌違法發放貸款、違規出具金融票證、受賄犯罪，膽大妄為，內外勾結，吃裏扒外，肆意踐踏國家法律，是“風腐一體”、甘於被“圍獵”的典型，必須嚴肅懲處。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國光大銀行黨委研究決定，給予蘇樹德開除黨籍、開除處分；經南寧市監察委員會研究決定，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隨案移送。

　　寧德時代這次選擇匈牙利建廠既是一個個案，也是一種具有普遍和啟發意義的現象。對於歐美一些勢力越來越鼓噪用政治眼光審視中國投資，布達佩斯堅持理性務實、不盲從，不讓自己國家利益被別人的政治動機所綁架，並因此承受不必要的代價，其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也給它帶來了回報。匈牙利駐華大使說，匈牙利為成為大型中企進入歐洲大陸的“主要切入點”感到自豪。而健康穩定的中歐關係和中歐經貿關係，既有利於中歐雙方，也有利於世界。雙方理應為增進經貿合作相向而行，其中也包括為更多中企進入歐洲提供更多“切入點”，並且連點成麵。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